中国创新药，最好的时代来了

"如果因为价格问题而导致美国药企延缓进入欧洲的步伐，这是否为中国药企打开了一扇‘成为西方玩家’的大门？" 这是麦肯锡生物制药高级合伙人 Greg Graves 不久前发出的灵魂拷问。

回望 2025 年，全球生物制药行业正经历一次深刻的地缘政治洗礼。特朗普的关税威胁、" 最惠国 " 定价诉求，都让 MNC 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全球化布局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创新药却在极速扩张，全球新疗法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。

悄然之间，中国正实现从传统的 " 世界药厂 " 角色，向 " 世界药房 + 全球创新引擎 " 双重角色跃迁。当然，这一跃迁过程绝不会是一片坦途，中国创新药全球叙事的 " 下半场 "，远比投资者想象中更复杂。

中国资产成为 " 核心筹码 "

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药实力，最直观的指标一定不是论文数量或临床试验登记数，而是全球大药企愿意为 " 资产筹码 " 支付的真金白银。

今年 2 月，吉利德向中国 biotech 公司勤浩医药支付 8000 万美元预付款，买下了一款处于临床阶段的 MAT2A 靶向合成致死疗法 GH31 的全球权益，潜在里程碑付款高达 14.5 亿美元。

这并非孤例。就在一个月前，辉瑞向复星医药旗下子公司支付 1.5 亿美元预付款，拿下了一款 GLP-1 激动剂的全球权益，里程碑总金额可高达 19.3 亿美元。丹麦药企 Zealand 与翱路医药达成关于口服小分子药物平台的重磅合作，瞄准代谢疾病领域，预付款 3000 万美元，潜在总金额 25 亿美元。

更具代表性的是，默沙东与科伦博泰达成的 " 范式 " 合作：默沙东从科伦博泰引进一大批早期 ADC 管线，其中 TROP2 ADC 药物 sac-TMT 在短短三年内启动了 15 项全球 III 期临床试验，足以看到默沙东对于这款药物的信心。

这些合作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：MNC 企对 " 中国资产 " 的预期，已经从 " 性价比选项 " 升级为 " 战略选项 "。这种趋势的改变究竟因何而产生？答案就在于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效率优势。

从 IND 获批到临床概念验证的周期，中国 biotech 往往比欧美同行缩短 30%-40%，而成本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到一半。在 GLP-1、ADC、合成致死等热门赛道上，中国资产已经成为 MNC" 补货 " 的必选项。

本土市场的 " 分层博弈 "

全球大药企 " 买买买 " 的另一面，是中国本土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。

诺和诺德核心爆款司美格鲁肽 2025 年在中国的销售额下滑 5%，而信达生物、先为达等本土竞争者的全面加入，必将促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。更关键的是，司美格鲁肽在中国的专利保护已经到期，一场围绕 GLP-1 的价格战和渠道战即将在中国打响。

竞争的升级并不仅限于 GLP-1。在中国药监部门的推动下，创新药的支付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。2025 年 12 月，中国发布了首个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》，将包括 CAR-T 在内的 19 款高价创新药纳入推荐清单，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

这一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：在国谈医保之外，为高价创新药开辟了一条 " 第二支付通道 "。对于年治疗费用动辄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 CAR-T、基因治疗产品而言，商业保险目录的出现，可能比任何一项技术突破都更能决定其商业化成败。

因此，诺和诺德面临的本土竞争只是一个开始。当更多中国 biotech 的产品从临床试验走向上市申请，当跨国药企的专利壁垒在中国市场逐步瓦解，中国创新药的本土竞争格局，必将从 " 少数玩家 " 走向 " 群雄逐鹿 "。

同时，研发端的 " 中国资产 " 溢价，正在向制造端传导。

2024 年底，第一三共紧接在中国国家医保目录更新的步伐之后，宣布投资 11 亿元在上海新建 ADC 生产基地。阿斯利康则更进一步，承诺在中国投资 150 亿美元，展现出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押注。

这些投资的背后逻辑并不复杂：当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药物市场，同时还是最重要的创新来源时，在这里拥有自建的、符合全球标准的生产能力，就是一种战略 " 锚定 "。它既是供应链韧性的保障，也是地缘政治风险的缓冲垫——用本地化生产来对冲潜在的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本土的 CDMO 巨头也在同步升级。药明生物早已成立独立的 ADC CDMO 子公司药明合联，专门服务于日益膨胀的生物偶联药物制造需求。在 ADC 这个赛道上，中国正在形成 " 研发授权 + 临床开发 + 商业化制造 " 的完整闭环。

阴影之下的 " 新机会 "

当然，并非所有信号都是积极的。

2025 年底，美国《生物安全法案》的修订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，虽未像最初版本那样点名具体中国公司，但赋予了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法案生效一年内制定 " 黑名单 " 的权力。这意味着，对中国 CRO/CDMO 企业的供应链审查风险并未彻底消除，只是从 " 明枪 " 变成了 " 暗箭 "。

更微妙的是全球定价逻辑的重构。特朗普与多家美国制药企业达成协议，尝试降低美国药品价格，并给欧洲国家施压，希望通过提高海外价格来弥补他们在美国市场潜在的收入损失。如果 MNC 因为价格，最终选择推迟药物在欧洲上市的步伐，那么这岂不是中国创新药最大的 " 出海机会 "。

美国之所以敢于将枪口对准欧洲，而不是中国，核心原因是欧洲的 " 弱者定位 "。过去 15 年，欧洲在生物制药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，其《生物技术法案》从酝酿到出台用了整整七年。

所以中国药企极有可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机会。中国创新药面临的真正考验，不在于技术或资本，而在于能否构建一套与自身创新地位相匹配的定价与支付体系，顺利实现弯道超车。

如果说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》仅是一个开端，那么近期发布的《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》则是来自顶层的讯号，解开了中国创新药头上的 " 紧箍咒 "，大幅抬升了中国创新资产的预期。

回顾这一轮中国创新药的全球叙事，一个清晰的脉络正在浮现：从 " 仿制药大国 " 到 " 授权出海大国 "，再到 " 全球临床开发的重要参与者 "，中国只用了不到十年。

但今年的变化，让这个故事的复杂度骤然提升。当跨国药企将中国资产视为全球管线的核心组件，当本土 biotech 在 GLP-1、ADC 等赛道上与 MNC 正面交锋，当《生物安全法案》的阴影笼罩在供应链上方，中国创新药行业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：我们究竟是要做全球创新药的 " 最佳配角 "，还是自己剧本的主角？

答案或许藏在一个细节里。默沙东肿瘤学全球临床开发负责人 Marjorie Green 在评价 sac-TMT 时，曾提到：" 我们知道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将在研究的每一种肿瘤类型中都有效。而通过 ADC，你能够递送更有效的载荷并提高疗效。" 这句话的精髓不在于技术本身，而在于默克愿意为一个从中国 license-in 的分子投入 15 个全球 III 期试验，是因为中国合作伙伴提供了 " 大量的信息，帮助我们对这些研究进行解耦 "。

这就是中国创新药在新规则下的核心价值：不是更低成本，而是更高质量的临床数据和更高效的研发执行力。当这个价值被全球产业链真正认可，中国创新药的 " 退路 "，也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动等待打开的通道，而是一条由自己铺就的、通往全球市场的桥梁。